屈原與弘一大師（俗名李叔同）是中國文化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兩個巨匠，也是千古文人中思想境界超拔的兩顆璀璨星辰。孤高激昂的才情，成就了他們的文化藝術地位；深切的愛國愛民情懷和始終堅持正義的精神，鑄就了他們非凡的人格和高尚的靈魂。然而，兩人的人生終點卻天地迥別，令人慨歎！
屈原，一生情系楚國，憂國憂民，幾次流放皆不肯背楚而去，面對楚國的衰敗，寧可懷石投江來結束自己滿腔的哀痛，也不肯同流合污，苟活於世。他一生高潔卻遺傷千古！
如果當時佛法已經傳到中國，不知道偉大的詩人屈原是否還會以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和抱負？他是否會多一份了達與超然，勘破世事無常，跳出無謂掙扎？或者化滿腔熱血為大悲菩提，以一種積極而又不悲不怨的態度投入到對自我與國人的救度中，而不是投入江水，千古流傷呢？
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古代文人，如屈原一樣，空有一腔報國志，卻鬱鬱而終者不知凡幾。杜甫、李白、李賀、陸游、辛棄疾等等，無論他們在歷史上怎樣耀眼，怎樣流芳千古，都沒能跳出文人的捆縛。“學得文武藝，售與帝王家”是他們畢生所求。
他們所有安邦定國、濟世救民的抱負還是以“求取功名”為人生座標，一生都耗在仕途的掙扎和宦海的浮沉裡。他們所有遠大的抱負都在世事的遷變、無常與不遂意中夭折，且自身也在愁似春水的失意煩惱中不能自拔。陳子昂的“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”，道出了多少蒼涼！
而少年即能寫出“人生猶似西山日，富貴終如草上霜”的弘一大師卻以其對人生的獨具洞察力，走出了文人鬱鬱不志的蒼涼，他將憂國憂民的情懷毫無滯礙地貫徹始終。
弘一大師說過:“無論如何，在我看來，佛教為世人提供了一條醫治生命無常這一人生根本痛苦的道路，這使我覺得沒有比佛法修行更為積極和更有意義的人生之路。”
1918年春天的一個清晨，薄霧西湖裡，兩舟相向。弘一法師出家前的妻子問:“弘一法師，請告訴我，什麼是愛？”
弘一大師說出一句濃縮的心語:“真正的愛，就是慈悲。”。在大師的靈魂深處從來都不是自己，也不是自己曾經的摯愛，而是——國民安樂，普渡眾生。
弘一大師出家前，與那些愛國文人一樣，報效祖國，為民效力。他選擇了執筆為教的事業。然而殘酷的現實，讓大師發現自己同歷史上太多的文人一樣，陷入了無力改變現狀，無力改變社會腐敗的痛苦中。所幸的是，大師沒有像多數文人一樣頹廢自棄不能自拔。孤高的靈魂在動盪的暗世裡依然沒有放棄求索，直至際遇佛法因緣，毅然決然出家。出家後的大師不似那種深山索居的出世高人，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，始終貫徹自己愛國的抱負和予眾于樂，拔眾之苦的行持中。
1937年，日本飛機瘋狂轟炸廈門，大師即于牆壁寫下“殉教”二字。不畏生死，始終堅持開堂講課，還親手書寫了“念佛不忘救國，救國必須念佛”的中堂，並號召僧眾:“我們佛教徒屬國民一分子，愛國之心不當後人……”在大師的影響下，佛教徒成立了戰時救護隊，救治傷病員，掩埋死難者，大還把寺院變成收容所，安置災民，並盡己所能供給災民。
大師畢生修持，嚴謹自律，以身垂范，心地明淨，終於在無私利他，救拔眾生的過程中圓成了正果，於臨終前三天寫下“悲欣交集”四個大字。圓寂後，法體燒取捨利子一千八百多顆，舍利塊六百顆，大師為自己的人生畫下了圓滿的句號。
回望弘一大師的一生，我們無法否認是佛法造就了一個文人的典範，成就了一個不朽的傳奇。相比弘一大師的圓滿，筆者更加哀痛屈原的遭遇。同處亂世，同樣才情，同樣孤高，同樣愛國愛民，結局卻迥別殊異！哀屈原之未遇佛法，不識世事無常，萬法皆因緣之真諦，不識人身難得，面對世事滄桑而逃避輕生！
這就是兩位文化巨匠之人生終點迥異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佛法揭示了宇宙人生與萬事萬物的真理。願佛光普照，屈原的悲劇不再發生；願所有文人都能遠離面對殘酷現實的無奈與沉淪，像弘一大師一樣，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業，以佛法武裝自己，自救救他。
撰稿：籬菊半開
編輯：上福地
轉載自：學佛新視野 微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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